货币需求：理论研究

在对货币需求的所有讨论中，明确了解所使用的货币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否则，读者心目中由于会存有各种可能的概念而产生误解我们这里提出的货币定义是一个经济的交易媒介，即在对任何商品的支付中通常为人们所接受的有形资产。货币当然也可以用作价值的贮藏。但是，这种作用在经济中是较不重要的。货币资产在经济中通常也可用作核算工具——也就是说以货币表示价格——因为如果核算单位不是货币而是一定数量的其他资产的话，将会增加核算成本。不过，核算工具作用与交易媒介之间没有逻辑的联系（维克塞尔（Wicksell), 1960年；尼汉斯（Niehans), 1978年）。 综观许多西方历史，可看到大多数经济都把某种商品作为主要的交易媒介，这种商品即便不被用作货币也是有价值的。但是，近期的法定货币——用纸或其他廉价材料做成的没有内在价值的符号——占据了主导的地位。在种商品货币安排下，货币的交换价值取决于对货币商品的非货币用途和货币用途的需求但是，对货币需求的讨论与对价格水平的讨论不同的是，对交易媒介的任何可能的非货币需求——在法定货币制度下将不存在——可以被合理地忽略不计。 在任何经济中，对货币的需求量——实际上是组具有货币地位的资产——取决于所实行的制度、规则和技术。例如，收支业务的技术进步在诸如收入等决定因素的价值既定的情况下，往往会改变需要的货币量但是，这种依赖关系并不意味着货币需求是模糊不清或没有用处的概念，正像交通运输业的技术进步和管制的变化会改变对汽车的需求量，但对汽车的需求仍有意义一样。在实践中，一些不够明确的问题与对货币存量的运行标准有关，也像对汽车或其他商品存量的衡量一样。但是，在有设计良好的国家货币的经济中，原则是相对清楚的：资产是货币存量的部分，当且仅当它们构成对货币的要求权，这种不受法律限制的要求权能够立刻、廉价地（按平价）执行。这原则使美国的货币存量包括活期存款而排除定期存款和其他各种资产的一般做法合理化。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计算机和电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使一些作者（如法马（Fama), 1980）年）注意这样的经济——维克塞尔早就预见到了(1906年）——在这些经济里，实际上所有的购买并不是通过有形交易媒介的转移，而是通过经核算网络的信号工具来实行，这些信号形成买卖双方财富账户上的对应借贷关系如果文字上没有交易媒介，财富账户上出现的是对一些特定商品的要求权的话，这种经济就可以被视为并当作非货币经济来分析，尽管人们希望避免原始物物交易的无效率。相反，如果核算网络的信贷是对 一定数量的法币或商品交易媒介的要求权的话，那么个人的信贷余额就可相应地被包括为货币存量的 一部分（麦卡勒姆(McCallum), 1985年）。 基本原理 对货币需求理论基本原理的总的看法可以通过考察一个假设的居民户而得到，他在时间t尽力使下式最大化： u（ct，lt)+βu(ct1，l+1）+β2u(ct+2lt+2)+… （1)其中ct和lt分别代表居民户在t期中的消费和闲暇，β=1/(1+δ)(δ＞0)为时间偏好率。时期内的效用数u(· ,·）被认为表现良好，从而使ct和lt只能选择正数值。居民户可以获得由此资本和劳动力为投入的一阶齐次生产函数所描述的生产技术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假定劳动供给缺乏弹性，因此这一函数可以写成.yt =f(kt-1），其中yt是t期的产量，k1是t-1期末持有的资本存量。函数f(·)表现良好，因此下一期的kt值只选择正数。资本是没有消费的产出，因此其价格与消费品的价格相同，在t期与t+1期之间的收益率是f(kt）。 尽管这种结构公开承认只存在一种商品，它意在用作一种经济的简化代表——卢卡斯（Lucas, 1980年）的分析曾经正式验证的论证——在这种经济里，居民户只出卖专门的产品，并（以不变的相对价格）购买许多不同的消费品。购物所需的时间st，要从闲暇中扣除：lt = 1-st，时间单位的选择使每一时期里可得的购物和闲暇时间之和为1个单位（如果劳动的供给有弹性，那么上述表达式中就必须包括劳动时间）然而在一个货币经济中，一个既定的消费量所需要的购物时间量负相关地取决于居民户所持有的实际货币余额（在达到某 一满意水平之前）。具体地说，我们假定 st=ψ（c，mt）(2)（ψ·，·）有偏导数ψ1 ＞0和ψ2 ≤ 0。在（2）式中，mt=Mt/Pt，其中Mt是在t期末持有的名义货币存量,P是一个消费集的货币价格（下面将提到代表开始期货币存量的Mt的一个变形）。交易变量在此被规定为ct而不是ct +Δkt，以反映只有些有差别的资本品将被使用的这种想法，因此交易成本与支出的比率大大低于交易成本与消费品的比率 除了资本与货币之外，还有居民户可以获得的第三种资产。这种资产是名义债券；即在t期可以以价格1/(l+ Rt)购买而在t + 1期以1单位货币变现的一期债券。符号Bt被用来代表居民户在t期所购买的这些债券的数量（可能为负），并且有bt = Bt/Pt 在前面描述的结构中，居民户t期的预算约束可以写成下式： f(k1）+vt ≥ ct+k-kt1+m-（1+πt）1mt-1+(1+R）1bt-（l+πt）1b1(3)这里vt是来自政府的一次总付转移（扣除税收后的净额）的实际价值，πt是通货膨胀率，πt=（Pt-Pt1Pt-1假定目标是使（1)式最大化，居民户选择的最优所必需的一阶条件包括如下一些方程，其中φt和λ分别为与约束条件（2)和（3)有关的拉格朗日乘数。对于vt, R，和πt的既定时间轨迹（对于居民户来说是外生的）和事前决定的kt 1,m-1和bt-1的值来说，这些条件与约束条件（2)和（3）一起共同决定ct、st、mt、kt、bt bt 、 φt和λt的现行值和计划值（也存在一个有关的横截条件，但就现在讨论的问题来说可以忽略不计）由于Pt-1是给定的，Pt、Mt和Bt的值隐含在πt 、 mt和bt的序列里，lt的值也可以从lt=1-st中得到。 居民户对mt的最优化选择可以用货币需求函数的两个不同概念来描述。其中之一是一个正规的需求函数，即是说，所选择的数量是一组对所讨论的经济单位来说是预先确定的或外生的变量的函数关系。按照目前的思路，这种类型的货币需求函数可以写成如下形式： m =μ（kt1，mt1，vt，v+1，…，Rt， R+1，…，π，π1，…）(9)注有脚标t + 1, t+2，…的变量应被理解为估计值。现在很显然，这个函数关系与文献通常所描述的“货币需求函数”并不十分吻合。模型中还隐含有第二类关系式，不过，它与通常的货币需求函数确实有相似的地方为了得到这个表达式，人们可以消去（6)和（8)式所共有的βλ+1(1+πt1）1，然后再使（4）和（5）式的结果最终消去λt和φt。这些步骤可产生下式： -u2 (c，1-st)ψ2(c，mt）=［u1（ct，1-st）-u2(ct,1-st )ψ1 (ct , mt)］［1-（1+Rt）-1］(10)然后，可以用ψ(ct, mt）代替st，结果是一个只含有mt、ct，和Rt的关系式。所以，(10)式可以表示如下： h(m，c，R）=0（11）如果后一式子对mt来说是可解的，那么可以得到： Mt/pt=L（ct，Rt）（12)这样，现有模型就在所需要的实际货币余额，一个衡量进行的交易规模的变量和名义利率（反映持有货币而不是债券的成本）中间产生了一个资产组合平衡关系式。此外可以证明，对于效用和购物时间函数的合理表达式来说，L (· ,·）将对第一个自变量上升、而对第二个自变量下降。 当然，从（上述两类中的任何一类）单个居民户的一个需求函数过渡作为整个经济的需求函数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把可能有不同爱好和财富水平的居民户总合到一起所常遇到的问题。众所周知，从任何一种行为关系来说，允许这种总合的条件都是极其严格的；但是，就许多理论目的来说，假定这些条件都能得到满足则是明智的。第二个问题与在居民户之外还存在其他经济单位有关——“厂商”就是最明显不过的例子。为了替厂商构造一个与上面的模型相类似的模型，大概就要设计一个与（1)式不同的使实际净收入的现值最大化的目标，约束条件也将不同。特别是要用一个更加一般的关系式取代购物时间函数(2)，这个关系式把进行交易所使用的资源表示为交易规模和持有的实际货币量的函数。因此，对于厂商或从而对整个经济来说，衡量其交易的将不是ct。但是，分析的总的方面将是相似的，因此我们将按照假设——这一假设的关键问题是只承认像上述“居民户”这样的经济单位得到充分讨论——继续进行。 正规的货币需求函数(9)与更加标准的资产组合平衡关系式（12）之间在某些问题上的区别是重要的。作为一个例子，请看财富或收入是否应作为“测度变量”出现的问题（梅尔茨(Meltzer), 1963年）。从前面的分析来看，在k1、mt-1和bt-1是需求函数（9)式的自变量的意义上，显然财富是货币需求函数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但（12)式却表明，如果适当的交易和机会成本变量被包括在内，财富在资产组合平衡关系式中就没有独立的作用。 由于前面的讨论忽略了随机过程，自然就产生了 一个问题。如果不可能肯定知道变量的未来值的话，前面的讨论会受到什么影响？作为回答，让我们假定居民户在就mt和ct做出决策时，知道包括P,Rt和vt在内的所有有关变量的现行值，但是对标有t+1、t+2,…的变量的了解则包含在非退化概率分布形态里。同时假定生产中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在t+1期的资本边际产量f′(kt）被视为随机的，从而居民户的问题就变成对（1)式预期的最大化问题，其中u（·，·）是冯·诺伊曼—摩根施特恩（Von Neumann-Morgen-stern)的效用函数，并以在t期所能获得的信息为前提。结果，一阶条件（4)—（8)就要为包括限制性预期在内的一些条件所代替，例如，(7)将被下式所取代： -λt+βEt{λ+1［f′(kt）+1］}=0(7′)其中Et (·）表示对指示变量的预期，以Pt、 Rt、vt等变量的已知值为条件。经过这一修改，正规的需求函数的性质变得更加复杂——实际上，对大多数形式的函数来说，不存在类似于对（9)式的确定解法。但是，资产组合平衡关系式（12）依然如前一样成立，因为除了消去相应的（6）和（8）式共有的Et ［ βλt+ 1 (1+πt+1）-1］之外，上述的推导过程保持不变。依据我们的模型，从这个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即Mt／Pt同交易和机会成本变量的关系对未来变量的概率分布的变化保持不变。 另一个应该提到的变形表述，反映了正是期初——而不是期末持有的货币才有助于该期中进行的交易这一假定。如果函数形式做了这一变化并重复进行上述分析，那么将会发现，居民户在t期所关心的将是在t+1期开始时有合适水平的实际货币余额。在这种决定论场合下得到的与（12)式相类似的资产组合平衡关系式将把mt+1与ct1和Rt联系起来，其中m+1=M1／P+1，而Mt+1反映t期末所持有的货币。结果，M-1/Pt将与Rt计划的ct+1及P／P+1联系起来因此，即便不考虑随机因素，这种理论的表述也不像在前面所考虑的场合中那么明确；而如果承认存在随机因素，这种理论就更为复杂。不过，函数关系的基本特点仍然与前相同。 另一点值得提出的是，如果劳动的供给有弹性，与(12)式类似的资产组合平衡关系式将把实际工资率作为 一个追加的自变量包括进来这一点曾经由卡尔尼(Karni, 1973年）、达顿（Dutton）和格拉姆( Gramm )(1973年）指出过更为般地，其他有关边际替代的存在能够引入另外一些变量。例如，如果居民户所持有的商品存量影响购物时间条件的话，通货膨胀率将单独出现在（12)式的相应式子里（见菲热（Feige）和帕金（Parkin)，1971年）。 最后，必须承认，如果时际效用函数(1)在时间上不可分，资产组合平衡关系式（12)的简明性就会失去例如，正如经济周期文献中所主张的那样，如果用u（tl , l1）或u（ct，c1 , lt）代替(1）式中的u（ct，lt）函数的话，那么，居民户选择的动态特征就会更加复杂，就不可能推出像（12)那样 一个只包括同期变量的关系式。 历史发展以上讨论的货币需求分析方法的特点是，单个的经济代理人作出了时际最优选择，他们持有的货币为他们的交易提供了便利，这一分析方法是在长期中逐步演变而成的在这一节我们将简要地评述这一演变。 尽管关于货币数量论的较早的文献包含了很多重要的见解，但它强调的是市场均衡比较而不是个人的选择，即以帕廷金(Patinkin, 1956年）的语言来说就是强调“市场试验”而不是“个人试验”。结果，在1900年以前的传统货币数量论著作中，对货币需求行为很少有明确的考虑，实际上，即使在米尔（Mill, 1848年）、维克塞尔（Wicksell, 1906年）和费雪（Fisher, 1911年）的经典著作中也很少强调货币需求本身，尽管他们明确承认，在某些特定的场合下，一个经济中的居民将希望持有某个特定数量的实际货币余额。帕廷金（1956年，第386～417页）所讨论的值得注意的例外是由瓦尔拉(Walras）和施莱辛格（Schlesinger）提供的。 在英文文献中，货币需求概念的出现更加明显地以剑桥经济学家的“现金余额”方法出现，这一方法的特点是，它的分析围绕货币需求和供给进行。这一有条理的原则是马歇尔（Marshall)（见惠特克（Whitak-er),1975年：第165～168页）在早期（1871年）写的但没有出版的著作中提出，由庇古（Pigou,1917年）明确展开论述。剑桥方法假定货币需求量主要取决于要进行的交易量，但是强调货币部分持有者的意志并承认（个别地）实际余额与交易量的比率将受到以往的“投资收益”（即利息收入）的影响。在这方面，一个受到马歇尔影响的非剑桥经济学家坎南（Cannan,1921年）指出，货币需求量应与预期的通货膨胀率负相关——这一观点以前曾经由马歇尔在1886年的皇家委员会就贸易和工业衰退作证时表述过（马歇尔，1926年）。此外，坎南曾经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下列观点：恰当的概念是对货币存量的需求。 尽管前面提到的理论家们提出了一种令人满意的货币需求理论的若干重要成分，但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人在他们的解释中明确加入边际分析方法。因此，拉文顿（Lavington,1921年，第30页）在名为“货币需求”一章中提供了一个明显的进展，他试图说明满足由消费、持有货币和有利息收入债券的个人进行的最优化的边际条件。但是，尽管拉文顿的尝试有其优点，他混淆了——正如帕廷金(1956年，第418页）所指出的那样——为现金余额永久地增加一美元和一个时期里增加一美元所作的主观上的牺牲这样，就留给费雪(1930年，第216页）来提供一个有关的正确说明。拉文顿和费雪两人的讨论，由于确认利率为持有货币的边际机会成本的主要决定因素而令人瞩目。 在一篇公认为著名的文章中，希克斯(Hicks, 1935年）令人信服地提出，货币理论的进步需要把货币需求看作个人的边际选择问题。在凯恩斯的《货币论》(1930年）有洞察力但并不清楚的见解基础上，希克斯考察了个代理人有关在一个时点上持有的货币和债券的相对数量的决策。他强调指出，必须解释为什么在其他资产的收益超过货币收益时个人还愿意持有货币——在拉文顿和费雪之后——并得出结论说，货币能提供其他资产所不能提供的服务。希克斯还指出，投资于有价证券所需的正交易成本使这种投资在很短的时间内无利可图。除了确定货币需求边际分析中的主要部分之外，希克斯(1935年）指出个人的总财富会影响其货币需求。所有这些观点在希克斯的《价值与资本》(1939年）一书中第13章和19章进一步得到发展。后一章中的分析，尽管对利息本质的说明有些误入歧途，但实际上与本文前面的概括非常相似。不过，希克斯在他的数学附录中没有提出有关货币需求的正式条件。 凯恩斯的《通论》(1936年）的出版自然是以1935～1939年这一时期为背景的。这一著作强调了货币需求的利息敏感性——用凯恩斯的术语来说是“流动偏好”——对宏观经济分析的重要性，在这方面像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有重大影响。不过这本书对货币需求本身的分析在基本原理方面并不是最原始的。（这一说法忽略了由货币幻觉造成的非本意属性的一些特点；有关这方面问题再次参见帕廷金，1956年，第173～174页）。 若干年之后上面提到的许多项目的重要性——支付惯例，预知的利息和交易成本——在由鲍莫尔（Bau-mol, 1952年）和托宾（Tobin, 1956年）建立的正式的优化模型中作了明确的描述。这些由数学的存货理论提出的模型假定存在两种资产（货币和有利息的债券），货币与债券之间的固定转换成本以及收入与支出流之间缺乏同步（外生给定）。此外，模型还假定所有支付都以货币进行。经济单位被描绘成选择货币——债券转换的适度频率，从而使除去交易成本后的利息收入净额最大化。 在鲍莫尔的处理中，没有考虑每期交易次数的整数限制，实际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和利率弹性分别为1/2和-1/2。因此，模型表明在交易过程中存在“规模经济”。相比之下，托宾的分析（1956年）考虑了整数限制，因此意味着个人以不连续的方式对利率的各个数值作出反应。在他的模型中，单个的经济单位选择不持有带利息的债券的角解看来是完全可能的。许多作者对鲍莫尔-托宾方法作了很多推广；对于富有洞察力的评论读者可以参考巴罗(Barro）和费希尔（Fischer,1976年）的有关见解。 米勒（Miller）和奥尔（Orr) (1966年）开创了在随机过程中探讨货币需求理论的存货方法。尤为特别的是，在他们的分析中，厂商的净现金流量以随机行走的方式产生，企业选择使交易成本和预知的利息成本总额为最小的政策。最优决策规则是（S, s)型的：当货币余额达到零或一个限度S时，厂商进行交易从而使余额回到水平s。在这个结构中，再次有预见到的规模经济，同时利率弹性为-1/3。进一步的讨论，读者可以再次参阅巴罗和费希尔（1976年）的著述。 各种货币需求存货模型都具有一种吸引人的特点，即对单个持有者的货币服务收益来源提供了明确的描述。有人指出（如弗里德曼(Friedman）和施瓦茨(Schwartz), 1970年），这些模型所描述的交易需求类型只能说明实际经济中所持有的交易余额的一部分。另外，把支出和收入流看作外生的处理是不适宜的，他们没有简明地提出完整的动态结构。不过，这些看法意味着也不应只从字面上解释存货模型。从基本原理来看，它们与前一部分所讨论的基本模型密切相关。 托宾（1958年）提出了一种相当不同的方法，他在一篇文章中认为，货币需求产生于不确定条件下资产组合配置的决策。在这篇更加有影响的文章的模型中，单个的财富持有者必须把他的资产组合在无风险资产即货币和有不确定收益（其预期价值超过货币）的资产之间进行分配。托宾证明在预期效用最大化的假定下，最优资产组合比例取决于个人的风险厌恶程度决策者的财富和风险性资产收益分布的均方差特征。这个分析隐含着负的货币需求对利息的敏感性，从而满足了托宾为凯恩斯（1936年）的流动偏好假说提供另一个合理解释的愿望。但是，这一方法有两个缺点。第一，货币事实上并没有一种以实际标准衡量的无风险收益，对于理性的个人来说，这是一个恰当的概念。第二，更加严重的是，在很多现实经济中，存在“与货币有完全相同的风险特征但提供较高收益”的资产（巴罗和费希尔，1976年，第139页）在这类假定下，托宾的模型意味着没有人愿意持有货币。 这一时期的另一有影响的理论是由弗里德曼提供的对货币数量论的著名的“重新表述”(1956年）。像托宾的文章一样，这篇文章认为货币的主要作用是作为财富的一种形式。弗里德曼的分析强调货币与资产（即耐久消费品和股东）而不是债券之间的边际替代。这篇论文的主要贡献是有助于重新激起从宏观经济角度对货币分析的兴趣，而不是将货币需求理论推向前进。 希德劳斯基（Sidrauski, 1967年）提出了一个可以视为希克斯（1935年，1939年）方法的正规化模型。希德劳斯基的论文的主要目的是研究通货膨胀和资本积累在动态情况下的相互作用，但他的分析给出了很像本文中方程（4)—（8)式的最优条件，因而也隐含了像(9）和（12)式那样的货币需求函数。希德劳斯基的模型与我们的模型主要区别仅仅在于我们使用了萨文(Saving, 1970年）提出的“购物时间”表述。这一特点使实际余额只是间接而不是直接地成为每个人的效用函数的一个自变量，并表明了直接方法鼓吹者心目中可能有的现象的类型。这样，希德劳斯基所指的货币需求模型是上面所提出的一个模型的基础，而与存货或直接效用一收益形式根本类似的后一模型的随机变形则是当前主流观点的代表。 不断发展的争论 在列示了货币需求分析的当今主流方法及其演变之后，我们现在转向仍在继续争论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中的第一个是不确定性的作用。在这方面，已经提出了一个观点，即其他资产的收益率的不确定性不能用来解释，在产生正利息且从名义标准来看又基本上没有什么风险极短期的资产的经济中，个人为什么持有货币——美国就是一个例子。但这一点并不表明不确定性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对货币需求不重要，因为不确定性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对货币需求分析产生影响。在上面列示的基本模型中，不确定性看来只是明确地通过假定居民户认为资产收益是随机的方式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时期的货币需求和消费决策是同时作出的。那么，资产组合平衡关系式（12）就会像上面所表明的那样对收益分布的变化没有反应。但是同样的论断对正规的货币需求函数（9）来说却并不成立。(12）式中的自变量ct和Rt本身就会受到不确定性的程度的影响，因为它将影响居民户的储蓄及有价证券的决策。前者当然不仅影响ct ,而是也影响经济中的资本存量，从而通过资本的均衡实际收益而影响Rt。此外，由于Rt是以名义形式出现的，它的水平因为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而包含一个风险差异（法马和法伯（Farber),1979年）。 另外，如果在一个时期的开始必须持有货币以便为这一时期的交易提供服务，(12)式对不确定性的不变性就不再成立。在这种情况下，货币需求决策暂时要先于有关的消费决策，因此，货币的边际服务收益就是随机的，其变动取决于消费和价格水平的预测误差的协方差矩阵。这样，由这个协方差矩阵所反映的不确定性程度就影响所需要的与Rt和计划的c1有关的实际余额的数量。 还存在比收益率的随机性更加关键的另一类不确定性尤其是，与在极其好的短期和空间非聚集的水平上获得的交易机会有关的不确定性的存在——与满足潜在的交易伙伴的“需要的双重偶合”有关的不确定性——为交易媒介的存在提供了基本的理由。此外，存在对潜在交易伙伴的信誉的不确定性时，货币的即可核实性通过使个人在信息提供上经济化来提高交易过程的效率。因此，不确定性对说明为什么持有货币有助于为交易提供便利是至关重要的——在我们的模型中是节约“购物时间”。随机性就是以这种方式受到特别的关注，即使它有时在分析中并未明确出现。（对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的另一种分析见帕廷金，1956年；布伦纳（Brunner）和梅尔策（Meltzer), 1971年；金(King）和普洛索（Plosser), 1986年提供）。 近年来，宏观经济学家主要关心的是用真正的结构关系解释模型，即对政策变动保持不变的结构关系这种愿望导致逐步强调以基本爱好和技术参数表示的个人动态优化问题的直接分析但是，这类分析在货币需求领域特别成问题，因为严格说明货币便利交易过程的精确方法——如比（2)式更“深奥”的水平——是困难的。克服这种困难的一个富有特色的突出尝试是将一种隔代模型——即强调单个青年人和老年人在储蓄观点上不一致的动态均衡模型——应用到货币经济学的各种问题上。所讨论的一种特定的隔代模型是这样的：尽管存在被称为“法定货币”的分析对象，模型仍有意地排除了购物时间或描述货币在促进交易方面的有关特点。因此，在华莱士（Wallace, 1980年）的著作中得到最有力宣传的这种方法，试图克服把货币的交易媒介作用模型化的困难，其手段是干脆不管这个困难，而强调货币作为价值贮藏的作用。 按照这种隔代方法构造出来的模型通常具有非常不同的含义，下面举出三个特别明显的例子。第一，如果货币当局使货币存量增长率超过经济中的产出增长率，人们就不再需要货币，价格水平将不会受到限制。第二，当且仅当货币存量增长率为非正时，对货币进行估价的稳态均衡将是帕累托（Pareto)最优第三，货币存量的公开市场变化将不影响价格水平。但是，有人已经证明，这些含义来自于这种模型对货币的交易媒介功能的忽略不计。具体地说，麦卡勒姆（1983年）证实，如果这一忽略通过承认购物时间因素而得以弥补的话，上述三个含义将全部消失。其结论表明，所讨论的这种隔代模型为货币问题分析提供了一个有严重错误的框架。还应该补充的是，这 一缺点不是出自这些模型的世代结构，而是出自对仅仅以产生的收益为基础来评价资产这一原则的过度限制性使用；尤其是，这类模型没有考虑持有交易媒介所提供的非金钱收益。关于这些观点也可以参见托宾的著作（1980年）。 由于认识到这一问题并想避免使用（2）式一类表达式，一些研究者的注意力被吸引而使用加入预付款约束的模型（如卢卡斯1980年；斯文森(Svensson),1985年）。在这些模型中，假定个人在任何时期里的购买不能都超过带入这个时期的货币量很清楚，加进这类限制条件使模型中的货币资产具有交易媒介的作用，从而避免了华莱士的那一类隔代模型的问题。但是，这个尝试是否就是令人满意的方式是有疑问的。尤其是预付款公式意味着时期开始时的货币持有量对这个时期的购买量施加了严格的上限，这比（2)式所隐含的限制严格得多，在（2)式中，这类购买是可能的，不过以时间和（或）其他资源来衡量却越来越贵。这样，与把消费和货币持有量较松一些结合起来的假定相比，预付款约束下货币需求对利率变化的反应往往更不敏感，更一般而言，预付款约束可以被视为（2)式所描述的购物时间函数的一个极端的特例，与固定系数生产函数是较一般的新古典工具的特例非常相似。对于某些问题来说，使用特例表述既方便又不容易导致误解，但是必须小心谨慎以避免不当使用。此外，选择预付款约束希望使模型比（2)式更具结构性并较少受到卢卡斯的批评（1976年）。这一点似乎是完全没有保证的。这两种分析工具——或许任何一种在分析上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都是容易处理的——不应被视为对技术或社会约束的文字描述，而应被视为可能有用的比喻方法，它们使分析家能粗略地认识到货币交易的好处（关于总论题的文献，见费希尔，1974年） 最后一个值得一提的争论与前面没有正式讨论在实际应用中却相当重要的货币需求理论的一个方面有关。一般而言，货币需求函数的经济计量估计把（12)式一类的长期形式与一个将实际货币持有量与其隐含的“长期”数值联系起来的局部调节过程结合起来。这种方法的运算结果通常产生一个包含以货币存量滞后值作为解释变量的回归方程（分布一滞后表达式在分析上类似）。采取局部调节机制通过求助于资产组合调节成本而证明其合理性。具体地说，一些作者认为货币余额充当暂时吸收收入的非预期变动的“缓冲存量”，而另外一些人则把迟钝的调节归因于寻求成本。 然而，从理论角度来说，前面对滞后的货币余额（或分布滞后）作用的解释却显得苍白无力。在包含相应的交易成本和机会成本变量的（12）式一类的式子里，在没有滞后的货币余额作用的情况下，很难相信有形调节成本是重要的。此外，典型的估计认为，太慢的调节速度可能是合乎逻辑的。 古德弗兰德( Goodfriend, 1985年）强调了这些观点，他对有关的经验发现提出了另一种解释。当交易和机会成本变量是正相关并受到计量误差的影响时，货币持有量能对交易成本和机会成本变量进行完全同期调节的模型就显示出隐含着滞后的货币有一个正的系数。根据这种解释，滞后变量的行为并不重要，它在回归方程中出现，只是因为它有助于说明在把货币需求和其他方面行为的关系混合到一起的混杂方程式中的因变量。（这一特别的结论与莱德勒（ Laidler, 1984年）所描述的“缓冲存量”方法有相似之处，后者把传统的回归解释为对货币需求和迟钝的价格调节行为的混淆）。而且，计量误差假说能够说明传统回归余数的正自相关，如果计量误差是序列相关的，实际中就能发现滞后货币系数的重要性。 贝内特·T·麦卡勒姆 (Bennett T. Mccallum) 著 马文·S·古德弗兰德（Marin S.Goodfriend)著 李云 译 王国强 吕随启校参考文献：